注册

陆卓宁:四论海峡两岸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殊途同归

发布时间:2006-10-09 00:00:00访问次数:307

新闻来源:广西理协作者:陆卓宁责任编辑:潘达祥

四论海峡两岸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殊途同归

――整合:一个中国的视野

陆卓宁

    海峡两岸自1949年以后,在政治意识、社会体制根本对峙的情态下,彼此的文学状貌仍然相继演绎了一个几近一致的发展态势。我们原以为,当我们透过对彼此源于同一的母体文化、同一的历史渊源而生成的同一个民族情结和民族审美思维、同一的民族文化根性和心理态势的追问,便会走进历史的真相,便会获得历史的解答。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更有甚者,我们才愈发感到,彼此在看似完全隔绝的历史情境下所形成的文学景观,就整体而言,其丰富、其深刻、其缠绵是任何一种界说,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难以概括、难以诠释的。看似是政治力量的逼迫,看似是人为的结果,却一再让我们领教了它的博大和神秘却又不可抗拒的超越和限定。但是,如果说,我们因此而感到沮丧,莫如说一种有洞见真理的兴奋已经在逼近我们。这就是:这难以穷尽的丰富、深刻和缠绵,正是以已经超越了文学发展流变本身的意义昭示出一种历史的融通和整合,昭示出以文学为表征的“一个中国”的前景。

    事实上,整合,历史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条件。

    因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①。如此至大至刚的凝聚力,正是中华民族家国观念、整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十分独特的人文价值。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爱国如饥渴”;精忠岳飞说:“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宋代大诗人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危难深重的历史便如此孕育和铸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品格,并且一直顽强地奔涌不息。

    甚至,海峡两岸间虽然常常因着并非情感层面的原因,诸如外国列强的入侵,政治军事力量的消长,而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上几度隔绝,但是,彼此却从未放弃过对同属于炎黄子孙的身份的坚守。特别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极力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禁止使用汉文,逼迫台湾同胞改日本姓。但是,台湾的不少仁人志士仍然以种种机智顽强的方式进行抗争,而爱国的作家们更是在如此酷烈的环境中,坚持着严峻的思考,勤奋的写作。被誉为“雄壮的史诗”、“台湾抗日文学创作中的一座里程碑”的《亚细亚的孤儿》,便是“誓将热血挽狂澜”的著名爱国作家吴浊流,几乎是以生命的代价而写下的。其文本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书写日据时期台湾爱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悲苦境遇和他们的觉醒与抗争,正如陈映真所说:他们的创作“英勇地负起了写作抵抗文学的任务,直挑问题的核心。这种反对帝国主义,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的主题,使台湾日据时期的抵抗文学,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救国文学主流合而为一,具有中国的性格。这是近代文学的一个十分宝贵的遗产和风格”②。

    如此,以全民族的最高利益为根本,以共同的时代使命和忧患意识为民族精神的集结,整合,当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向往。

    在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园观念和整体意识中,还无处不渗透、积淀着“整合”的历史文化底蕴。最突显的就在于表现在政治、民族、思想以及文艺等诸多方面的统一性。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期间虽出现过三国鼎立、南北分裂等政治纷乱的局面,但是,也同样是形成于秦的中国文化却始终没有偏离过固有的传统。――我们仅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便可以看出一般。以艺术中的音乐为例,《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美”是艺术的范畴,“善”是道德的范畴。这两个不同的范畴被孔子统一在礼乐之中,逐渐形成儒家文化中“美善统一”的审美价值观,并成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主流,这对后来审美观念的发展,对后来文艺理论以及艺术评价都产生了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种美善统一的审美价值观之所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体系,就在于它始终强调艺术要与“善”统一,要受善的检验。事实上,这就开创了艺术为人生、为道德教化、为粹政治服务的先河。显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如同这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一经由孔子建立,虽在秦统一后又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纷争,甚至外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但是,不但都难以发生变异,而且还在进行着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至于外来文化,诸如佛教的兴起,也完全是借助中国原有的文化因素,才得以流传,并且很快纳入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轨迹。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的不断融合,也加强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以及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感。譬如元、清两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掌权的时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结果,从相反的方向加强了民族融合的契机,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上、感情上的精神条件。概而论之,中国文化是一个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会聚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以找到的。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受到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的巨大影响,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人和平文弱的性格。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庸、和谐、合一则是立足于培育人的质野相济、文质相和、恰到好处的美好品格的良好愿望。孔子本人即是“温而厉,威而不猛”和“温、良、恭、俭、让”的典型。推而广之,则形成了我们在处理人与我、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的关系中和平共处和圆融无碍的精神。中国文化正是得益于这种和平宽大的特质,进而被塑造成为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不否认,中国千百年来为反抗压迫,为张扬和创新自己的文化,为建设一个团结和睦、统一富强的一个中国,经历了举世罕见的磨难和挫折,甚至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至今也仍然未能真正实现我们最彻底的希望,乃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末,我们不得不又一次地把这一希望放进磨难和挫折中煎熬。

    所幸,在两种制度和两种军事力量对峙下而分流两地,隔海而生的中国文化却从未因此而流失了最根本的特质。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的民族反思、认同回归的大潮中,就获得了最为熨帖的欣慰和执著的信心,随着“和平统一”的呼声日隆。随着西方敌对势力出于霸权的野心而加剧了干扰,“合一”、“一个中国”的重要性与紧迫感渐化作两岸民众、特别是有识之士的清醒认识。如此,毫无疑问,整合,当不再可能仅仅是一种理念的虚幻。

    整合,并非意味着彼此是势均力敌的相加。且不说海峡两岸因为长久的隔膜而使误解成为常态,各自的坚执也常常带来沟通的艰涩。就台湾特殊的人文历史环境而言,它从来都表现出不同于母体大陆的特有的文化情结,尤其是作为精神层面的文学实践。我们在赖和、吴浊流,直至陈映真及其创作的排序中不难看出,“台湾地区人民独特的历史遭遇以及台湾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使得作为潜意识存在的一般意义上的台湾地方意识的普遍特点,又兼具独特的发展的典型特征,表现出殖民地人民和移民社会的性格,富有发乎悲愤的传统的抗争精神;与此相联系,也存在着可以理解的由本能的自主意识和历史经验启窦而引发的排外心理,要求决定自身的命运”③。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在台湾这一特定地区的延伸与变异。而差异与融合恰恰就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一个层面的特有形态,中华民族正是一个由国内诸多民族组成的一个整体的大民族。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文化犹如一条巨流,华夏族的中原文化是它的主干,分布于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则是这一主干的支流,它们汇合着千千万万潺潺流动的文化小溪,构成一条无限深邃浩淼又永不休止的文化大川。也正是因为这样,便奠定和培育了我们能够包容歧义,异态共生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

    进言之,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虽不同民族却于己有益的异质文化;同样,海峡两岸当代文化(文学)固然受制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将不囿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民族团结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能垄断的,她不拒绝任何有助于民族团结的思想资源。坚持和实现这样一种开阔超越的气度,我们不仅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的基础,现实意义上的“一国两制”的成功,也为整合提供了完全可能的成功经验。如此,整合,当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违逆的历史趋势。

    文学意义上的整合,也同样早已涌动于海峡两岸的文学历练。

    作为母体大陆的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期间虽确曾经历过并非是文学本位和文学主体的原因,而遭至未能进入充分的文学创作自由的际遇,并且因此而导致了文学生态发展的不正常。但是,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或许还具有起码的史学态度的人,都会正视这样的实事:5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大陆当代中国文学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历时性的传统对话和共时性的现实关注。她始终如一地为传承和扬弃传统和吸纳现代文明而殚精竭虑;始终如一地为“改造国民性”和锻造崭新的人的美好品格而呕心沥血。直到今天,赢得了一个使文学自身走向润郎与健全的良好态势。所有这一切,当然更丰腴了作为整合“一个中国”的基本保证的文化土壤;更吸引了游离于母体大陆的渴望认同回归的目光;更紧密了所有希冀祖国昌盛、文化一文学繁荣的所有炎黄子孙的精神联系,从而为整合、实现“一个中国”的文学构架准备了思想文化的必备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支流的海峡彼岸特别是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更表现出了企盼整合的特别情怀。著名旅美作家白先勇有一次回台探亲,当回答记者的提问“是否还记得大陆时代的事”时,动情地说道:“怎么不记得?清楚得不得了。北平、上海、南京……好多地方,长江呵,黄河呵,那些山呵水呵,拉船的夫子……好清楚好清楚。特别是出国了,这些记忆变得越来越清晰。好奇怪的。也许我想得太厉害了,不由自己地用想象来夸大那些忘记吧。不过,台北我是最熟悉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是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显然,白先勇日夜思念的“家”,就是祖国,就是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一个“一个中国”;或者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历史意义上的、精神意义上的……“一个中国”。这既是所有因着祖国罹难而流落海外的手足同胞的心声,也正是台湾当代文学企盼整合的态度和心理基础。

    滥觞于台湾50年代的所谓的“战斗文化”,从根本上说只是特定时期的情感扭曲的文化表现。而真正孕育和表现出企盼整合的情感萌动,应该说是开始于同一时期的乡愁文学。本世纪40年代末的历史风云以及由此而酿成的社会隔绝、同胞分离,又一次催发了台湾乡愁文学的潮涌。与明末以来的主要是把对海岛的感受和风物咏怀与思念大陆故乡结合起来的乡愁情结不同;与日据时期把对大陆原乡的思念和对台湾的眷恋交织在一起的乡愁情也不同的是,发生于此间的乡愁文学,如聂华苓的《台湾轶事》、白先勇的《台北人》等等,如果说,从表面上看,最为突显的,便是政治上的失落感、现实的漂泊感和梦回乡土的茫然感的错综交织;那么,其深层内涵就不能不是无法挥斥的“家园意识”并由此而蕴藉的民族意识。因为,“家”的基本概念,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可蔽风雨和遮盖家庭过夜的较长久或临时性的建筑”,而是具有人伦相亲特点、渗透着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内涵的象征。因此,我们在《台湾轶事》的“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的恸哭和绝望中,实在感受到的还有一种“这辈子真的就回不去了”的不平与企盼。这不仅仅是对故园乡土的怀念,本质上说,还蕴蓄着更为深沉的家园情结,是对“家园情结”精神意义上强烈向往。

    如此说来,企盼整合的民族心理和强烈愿望,在有如被绝抉的“本是同根生”的手足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冻结过。而如果说这还是一种十分隐秘的甚至连创作主体也一时难以体验的心理状态的话,我们在随后的作家文本中,如於梨华的《傅家的儿女们》、张系国的《昨日之怒》、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