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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精神与历史理性——以骆一禾诗中“黄昏”色彩的分析为中心

新闻来源:《当代文坛》2021年第5期 作者:钟世华 责任编辑:黄晖 发布时间:2021-09-02 17:01:14

摘要:骆一禾的诗在1980年代诗歌中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写作契合了其时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写作形态,更是由于其诗歌所昭示出的文学精神与历史理性。“黄昏”在骆一禾的诗学观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围绕着“黄昏”意象的建构,骆一禾的诗形成了以“红色”为主导,多元色彩并置的“色彩群”。骆一禾在透视“黄昏”色彩的同时,集中表现了鲜明的文学精神与深刻的历史理性。

关键词:文学精神;骆一禾;黄昏思维;历史理性

 

对文学精神的强调早已成为现当代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它在某些时期因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但整体上并未“中断”。新时期以来,开放的社会语境造就了诗人们积极的精神姿态,他们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了自觉的启蒙精神与担当意识,如1980年代诗人对于人之价值的重塑,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改造思想与责任意识等。在这样的背景下,骆一禾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了重要的诗学价值,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写作契合了其时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写作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其诗歌所昭示的文学精神与历史理性。

从具体的写作来看,骆一禾的诗并非对文学精神进行直观解读与宣扬,而是蕴含在他由“诗歌心象”转换而成的“黄昏”意象之中。不论是在中国古典还是西方文学中,“黄昏”都是作者传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意象。在骆一禾看来,“诗歌心象守卫着、环绕着和蕴含着那最使我们触动的心灵部分,只有当艺术思维活动和它们发生切磋和砥砺的时候,一个诗人才有可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之间的不同,也是由于诗歌心象的不同而成,我们几乎都各自据有某种独特的诗歌心象,从而将占有的相同语汇转变为不同的语流和语境,使一份词汇表、一种语言学符号成为有构造的诗歌语言。而这个造型过程是各具质地的。”①在中国古典和西方文学中,“黄昏”大多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意象呈现的,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波德莱尔的《黄昏》等。在《天净沙•秋思》中,作者借助黄昏背景下的种种意象,传达秋天黄昏下的悲凉和“断肠人在天涯”的悲怆,这是中国古典审美中常见的借助意象来抒情的表达方式。在波德莱尔的《黄昏》中,作者则侧重借助黄昏这一意象,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传达出在时代洪流下,巴黎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和颓废的命运,作者通过“黄昏”意象传递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进而表达对现实的审美关切,“其中的精髓在于强调出时代背景下即当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中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无情地践踏,人们的困境无时无刻不侵扰着人类的灵魂,诗中表现的是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相容”②。这表现出西方诗歌的借助意象表达现实的典型特征。在骆一禾的诗歌中,作者则在融贯中西的基础上,同时力避走出这种窠臼,着重通过黄昏中的“色彩”来传情达意。他围绕着“黄昏”意象的建构,探究意象背后生成的生命诗学;形成了以“红色”为主导,多元色彩并置的“色彩群”;同时,透视“黄昏”色彩的展现,作者集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精神与深刻的历史理性。

一 “黄昏”:特殊的思维

在骆一禾的诗学理念中,“黄昏”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比如在那篇比较著名的诗论《春天》中,尽管骆一禾的描摹对象为饱含着生命与激情的春天,但他依然感受到了孤独的“黄昏”——“我坐到黄昏,也感到了黄昏。罗莎•卢森堡坐牢的时候,总是苦不过黄昏去,要向正对着窗子的天空,去寻找一片粉红的云。”③在他的观念中,“对黄昏易逝的感受包含着人对时间的觉察,是生之春天的感受,活力的衰退概与时间敏感的丧失共在。将茬口朝向春天,以苦涩的香气触动黄昏……能这样感受,处身心于鲜活的恐惧之中,较之玄思者苍雄的推理,更为深沉。”④这即表明,黄昏不仅能与“春天”进行对话,而且还在与“时间”的相互同构中获得充足的思考力,这种思考比之“玄思者”更为“深沉”。可以看出,“黄昏”不再仅仅作为时间层面的“暮晚”时分,而且构成了骆一禾所持有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骆一禾在观看20世纪的人类文明时,为何更多地着眼于对“文明解体”现象的思考。当然,骆一禾并没有执着于“解体”的悲伤情怀,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解体”所带来的勃勃生机上。正如他所看到的:“我们需要以这种超出于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那种种区分的、完整的人性去获得这样一个确认:世代的建筑物在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的,除去个体之外,没有任何一种东西真正死去过:红蜂在死前预先把卵子产生螟蛉之上;一个文明在解体前,往往有一个外部战群来占领它造成一个亚种。”⑤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某种文明处在“黄昏”阶段时,虽然面临着“解体”,但这种“解体”并非是消亡,而是存在着“再生”的可能性,也即文明的“生机”。而这种生机也是“黄昏”的生机,自然就意味着骆一禾思想中的“黄昏”并非消亡,而是包含着某种“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骆一禾的写作充满了诸多的可能。

当然,骆一禾的“黄昏”思维并非凭空产生,他的这种思维与19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发展的整体趋向关系密切。从时间上看,1980年代中后期大致处在整个20世纪的“黄昏”阶段,诗人们面对这一特殊的时段大都表现出了深刻的焦虑感。这种焦虑在表面上看是由“世纪末”所导致的时间焦虑,然而就深层次来说,它指向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内在焦虑。众所周知,朦胧诗打破了当代以来诗歌写作的固有思维,但到了后期(也即“黄昏期”),朦胧诗在写作中所呈现的焦虑感愈加凸显。于是,以海子、骆一禾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重新开始了写作的探索。

“第三代诗人”大多有着对于“传统”的思考,这种思考也成为其在写作中所坚守的基本理念。比如在海子看来,“传统”尽管有着时间层面的“黄昏期”,但与人类文明相互同构的“传统”自身具备着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与前文中骆一禾所理解的“文明解体”问题正形成了深刻的对话。海子认为,包括埃及金字塔、中国敦煌莫高窟、印度史诗、荷马史诗等艺术在内的“传统”构成了无可替代的“伟大的人类精神”,“他们作为一些精神的内容(而不是材料)甚至高出于他们的艺术成就之上……这是人类的集体回忆或造型。”⑥正是由“传统”所型构的“伟大精神”支撑着人类文明在不断前进。接着,海子还试图借助“幻象”的来激活处在危机中的“黄昏”的诗歌:“这就是像一根火柱立于黄昏之国,立于死亡灭绝的秋天,那火柱除了滚滚火光和火光的景象之外空无所有——这就是落日的景色,这就是众神的黄昏。这就是幻象。”⑦在海子的观念中,“史诗性”思维是接续诗歌“黄昏”的理想思维,他也为此付出了行动,写作了长诗《河流》《传说》《但是水、水》等,不断地激活诗人们内心中对于传统的理解与朝向。就此来看,坚持“史诗性写作”的石光华⑧、宋渠和宋炜⑨等诗人,也在努力完成着与诗歌“黄昏”的对抗。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黄昏”在以海子、骆一禾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的思想中,不再仅仅作为自然与世界的对应物,而且构成了其诗歌写作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黄昏”是行动性的,带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些诗人之中又以骆一禾最为典型,他所写作的“黄昏”系列诗歌便体现了这点。笔者在此将主要审视骆一禾在一些短诗所建构的“黄昏”思维,据此可以观察到其“黄昏”思维的形成历程。

在早期的写作中,骆一禾所认识到的“黄昏”带有较强的遮蔽性,尚不具备生成力。如诗句“积雪  晚霞  苹果花/时令一个个过去/黄昏浮在树梢/我怎么找不到/那片草地?”(《草地》)中,浮在树梢的“黄昏”不仅表明了“时令”的逐步逝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我”的光线遮住,使“我”无法完成寻找的过程。又如诗句“晚霞里闪耀着/殷红的痛苦/也许不会/倒反而更可能/让我一再地解说自己的颜色/直至倒下/并且变得苍白”(《星(二)》)中,以“晚霞”为主体的“黄昏”带来的只是“殷红的痛苦”,面对这种“黄昏”,“我”无力辩解,只能以“倒下”来结束这场可怕的事件。

到了1980年代中期前后,“黄昏”不再被一味地看作是时间或季节的附属物,而是具备了更多的生成性特质。如诗句“那拾穗者/移动在黄昏里的背影/成了我的美感/我看到了一些苗条的铁/长满了田野/她们的手/疲倦得长成了土地”(《平原》)中,“黄昏”作为一种观察的背景而存在,“我”在“黄昏”中不仅观看到了“拾穗者移动的背影”,而且还看到了“长满了田野”的“苗条的铁”,这便从视觉与想象层面充分再现出了“黄昏”的生成性。再如诗句“我猜你在公园里抖落烟龙的时候/也一定看到了邻近的屋子/与那万有的黄昏/固体像水一样洒在那里/都是无语的情人”(《日球》)正无限地扩大了“黄昏”的力量,使其具备了“万有”的可能性。此种语境下,“黄昏”不仅具有“洒在那里”的能力,而且其内在的生成性特质也得以呈现。特别是在《落日》一诗中,骆一禾尽管并未直接写作“黄昏”,但“落日”的现象以及行为本身正与“黄昏”同构。该诗开篇“在日落时分/那日出之时散去的又复追逐/常有人间的鬼魅/悄噬着影子”描摹出了“落日时分”的背景,而全诗的写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由此可以看出,“落日时分”所象征的“黄昏”形成了全诗的结构,容纳了鬼魅、幽灵、鸟群、扁蟹、甲贝、红蜂等对象物以及它们各自的行为方式。“我”最终无法抵挡“落日滚滚”的“黄昏”(“这落日滚滚奔驰/扫过苍茫/把万里之外的望眼映照出来/自桥洞之下俯视着/我似乎陷落在这嘹亮的巨体中”),从而不得不与之达成心灵意义上的和解——“这生活的迅暂与真如/我满怀着它/站立在大地的旷声中/高压变电的火花成串地掉落在宁静的四周”——“黄昏”的生成力也据此诞生。从时间上看,骆一禾以“黄昏”为题的系列诗歌正是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写作而成,这种写作与其诗学思想中存在的“黄昏”思维方式构成了逻辑上的对话关系。正是凭借着这种特殊的“黄昏”思维,骆一禾的诗歌呈现出强烈的“黄昏”色彩,进而通过“黄昏”色彩的塑造,为文学精神的诠释创造了可能性。

二 “红色”:隐喻的空间

骆一禾笔下的黄昏首先呈现为“红色”,这与通常意义上的“黄昏”并无不同。“色彩产生的是情感经验”⑩,在色彩的话语谱系中,红色有其独特的情感和精神取向。有论者指出:“红色常联想到火、鲜血,及酷暑的烈日……由前者感到暧昧与热烈,由次者感到危险,由后者感到恐怖,在另一方面又有英武、威严的精神……” 在此基础上,骆一禾将“红色”的黄昏与生存、生命直接联系起来,这黄昏之“红”同时是生命的血液之“红”,他藉此诠释了文学精神的独特内涵。

写于1984年的《大黄昏》(也即《黄昏(一)》)收录在长诗《世界的血》第三章中,骆一禾以自我的生存隐喻读解着“红色”的黄昏。该诗的开篇以“红马儿”“青麦子”等意象再现出了黄昏的景观,尤其就“红马儿”而言,它的“红”由充斥全身的血液组成,“河水沾湿了红马儿的嘴唇” 一句,有力地表现出了由血液凝构的“红色”所内蕴的生存之力。在随后的写作中,骆一禾以“燃烧”的黄昏重构了“红色”的引力,诗句“这黄昏让我们烧着了/红月亮/流着太阳的血/红月亮把山顶举起来”集中呈现出了黄昏的加速度——它连接了“红月亮”与“太阳的血”,不仅完成了黑夜与白天的内在转换,而且也使得生存与死亡趋于同质。与此同时,这种“燃烧”指向了骆一禾对文学精神的吸纳,正如他所说的:“仿佛在燃烧之中,我看到历史挥动他幽暗的翅膀掠过了许多世纪,那些生者与死者的鬼魂,拉长了自己的身体,拉长了满身的水滴,手捧着他们的千条火焰,迈着永生的步子,挨次汹涌地走过我的身体、我的思致、我的面颊:李白、陶渊明、叶芝、惠特曼、瓦雷里……” 可以看出,以“李白”“陶渊明”“叶芝”“惠特曼”“瓦雷里”等诗人为代表的文学精神为骆一禾提供了强大的创造力,而这一行为的完成则依靠着“燃烧”的力量。

这种带有生存隐喻的“红色”也蕴含于《黄昏(二)》中。骆一禾首先以“鲜血”开始诗篇,直观地呈现出了黄昏的“红色”属性。如诗句“我常常走来看望你/鲜血流遍全身/我已经带有了许多往事/万有的黄昏  记得我吗/你的双手触摸着我的眼睛”所展示的,“黄昏”具备了神明之力——“万有”,“我”则以朝圣者的姿态来“看望”黄昏,这种姿态因为“流遍全身”的“鲜血”,直接隐喻了生命的力量。接下来的写作中,黄昏的“红色”得到了进一步的诠释——“大风隆隆驶过/平原震动/胸怀漫天飘洒/大团的流火如云”,这如云的“大团流火”远非朝霞所能胜任,这也直接昭示出它只有在黄昏中才能出现的可能性。据此来看,“流火”的自然之红与“我”的鲜血之红完成了生存意义上的对接,这便加深了黄昏本有的“红色”属性。于是,“我”欣然接受了由血液凝构的“红色”之“大黄昏”的摧毁,也感动于黄昏的“坦荡”。

骆一禾的诗歌《黄昏(四)》可以看作一首赠别诗,赠予的对象是故去的友人赵仕仁,这同时使得该诗与生存、死亡之间产生了诗学的关联。全诗游走于黄昏的背景中,极具感伤气氛与生存悲痛感。诗句“洼地是一片鲜明的血红色/淋漓着漫天的霰子”首先诠释出了黄昏的色彩——“鲜明的血红色”,黄昏的血液凝构成了红色,使得处在黄昏中的洼地笼罩于鲜艳的血红中,全诗的悲凉氛围由此得以建构。诗人感受到亡友带来的巨大悲痛——“你在那个世界/那个我叫它兄弟的低矮的山冈/你看到你自己/要用人类的镜子”,在“两个世界”的阻隔中寻找着友人的影子。接下来,诗人写到了“我知道  那是雪  那是雪中的雪”,由此完成了对“雪”之本色的超越——由白色转而为生命之色,因为“一个穿棉的男孩儿/在雪地上堆他躺着的母亲”,这“雪中之雪”也可以理解为“雪中之血”,一种穿透雪白之色的红色之血。

值得肯定的是,在《黄昏(四)》中,骆一禾完成了对黄昏的命名——“大黄昏/你那一滴滴的汗/你那一滴滴的血”,命名的实现依靠的是“汗”与“血”的自我凝构。此时的“黄昏”集聚了生存的原力,在深入骨髓的生命红色中昭示了悲痛的根源。诗人最终以绘画的方式结束了全诗的写作——“就在这浩荡的泥流中/依旧明艳着/我用你那白纸为这黄昏所画的/一件明艳的衣服”,原本接近于暮晚的黄昏再次“明艳”了,这种“明艳”得益于我为黄昏所画的“一件明艳的衣服”,“明艳”的背后则凝聚的是“生存/死亡”的隐喻空间。骆一禾以“红色”超越了红色,用生命的血液超脱了黄昏带来的死亡引力,而这最终表达出的是其内心所隐藏着的文学精神。

三 “色彩群”:历史的理性

在198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由于理想主义的盛行,诗人们更多地注重诗歌所传达出的宏大思想,相应地缺乏了对“历史理性”的关怀。但“历史理性”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中的重要一环,深度参与了当代文学精神的建构。因此,“历史理性”的缺失势必会造成诗歌创作自身的价值缺憾。“对色彩反应的典型特征,是观察者的被动性和经验的直接性” ,而“对颜色的喜好有可能与某些重要的社会因素和个性因素有关” 。就此来看,骆一禾在对“黄昏”色彩的描绘中所坚守的历史理性,则显示出了其难能可贵之处,这同时可以看作是他对于其时诗歌写作的有意“纠偏”。骆一禾诗中的黄昏并非由单一的“红色”构成,在《大黄昏》《黄昏(四)》等诗歌中,黄昏本有的“红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构,由此也折射出了其所持有的历史理性。

《大黄昏》一诗的开篇主要再现了各种生命体在黄昏中所显示的蓬勃生命力。如诗句“河水沾湿了红马儿的嘴唇/青麦子地里/飘着露水/失传的歌子还没有唱起来”中,“马”“麦子”等生命体都有其固定的色彩域——“红”“青”等,“红马儿”充盈着的是生命的血液,“青麦子”则给人以生命的铺张与翻滚感,这里的“红色”与“青色”均带有着朝气蓬勃的生命感。而到了第三节,原有的“红色”“青色”转为“白色”,由此也传达出了季节的更替,体现出了诗人行走的时间之长。诗句“弥漫江岸的水淞/还在结成/白茫茫的树挂/在这些树木的年轮里/刻着一个春耕的人/没有光泽的寂静的低洼地”中,“白茫茫的树挂”由“弥漫江岸的水淞”结成,这同时是诗人经历艰苦跋涉后的内心集聚。透过“树木的年轮”,透过物理时间所凝构成的巨大的心理压强,诗人看到了一位孤独、寂寥的“春耕者”。骆一禾深受斯宾格勒“文明之秋”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这种文明之秋,也许正在远东华夏文明中进行。诗人正企图通过史诗去涵括本民族的精神及历史,殊不知大树已朽,乡土中国带着自身的沉疴,从基本构造上,已很难对世界环境作出有力的回应。” 在此意义上,骆一禾诗中的“春耕者”正与失去光泽的、寂静的“低洼地”形成对比,表现出了他对于逐渐“解体与衰亡”的华夏历史文明的坚守。

随着写作的行进,黄昏的“红色”再次凸显,其所蕴含的生命力量得到了全部的喷发。如果说诗句“这黄昏/为女儿们/铺下一条绿石子的河”通过运用缓和、柔弱的节奏,描绘出了“黄昏”的生命朝向,那么“这黄昏让我们烧着了/红月亮/流着太阳的血/红月亮把山顶举起来”,则以暴烈、急迫的速度喷涌出了“黄昏”强大的生命力。此处的“黄昏”不仅与“火”同构,其产生的力量足以使我们燃烧起来,而且,它还与“流着太阳的血”的“红月亮”形成了对位的联系,极尽了“黄昏”的红色暴力感。这种暴力通过“红月亮”的意象主体表现出来,“红月亮”举起山顶正隐喻了黄昏的惊人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冲破一切生命的阻滞,以巨大的生存隐力完成对红色、对血液、对生命的深刻诠释。骆一禾在此还宣告了他对由生命之血构筑的“红月亮”的沉重的记忆,如他所言:“我感受吾人正生活于大黄昏之中,所做的乃是红月亮流着太阳的血,是春之五月的血……但活泼泼的生命正属我身,这也是我们所能依凭的唯一的东西。” 诗人在“巨大的死”与“弱者的生”所型构的悖论中,不断砥砺着“活泼泼的生命”。至此,“红色”具备了巨大的精神势能,代表了一种喷薄的生命的力量,诗人的感情也处在一种不可遏制的爆裂与升腾之中。

诗的末尾“而那些/洁白坚硬的河流上/飘洒着绿色的五月”,诗人收束与节制了原有的喷发式情感,此处的色彩则由开始的“血红”经由“洁白”抵达了一种生命的“绿色”。骆一禾对“黄昏”的追逐也以“绿色的五月”宣告,这是在极大的精神冲击之后的巨大平静,是在非理性情感之后的清醒,再现出了深刻的历史理性。与此同时,骆一禾在追逐“黄昏”的过程中还呈现出了一种思维理性,也即西渡所看到的“日神”精神:“骆一禾的博大胸怀,精神上的自信和对世界的信心,清明的意识和雄强的意志;他反复写作同一首诗的方式,对形象和语言的雕凿,对诗歌结构的精心安排,都是日神精神的体现。” 骆一禾的诗表征出了与海子的“反理性”的酒神精神的不同。还需强调的是,诗句中的“洁白坚硬的河流”与“绿色的五月”正构成了一种力的悖反,“绿色”最终冲破了坚硬的河流,带来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与生存的希望。骆一禾在自己心中将海子定位为“冲击极限”,而这首《大黄昏》又何尝不是其追逐“黄昏”,追逐诗歌,追逐生命过程中的自我写照呢?这种自我写照恰切地呈现出了他对历史理性的思考。

不仅在《大黄昏》,骆一禾的《黄昏(三)》中也有着“红色”的变构。此诗中的“黄昏”带有极强的刺痛感,因为“大黄昏/刺伤我眼睛的眼睛/也刺伤我辽阔的心灵”。通常来说,黄昏并不刺眼,尤其就作为暖色调的“红色”而言,它更不具备刺眼的能力。诗人在此变构了原有的“红色”,而使其内隐于“大块的白云光线”“晴空”“大海”“乡村”“葵花”“白布”等色彩结构体中。骆一禾将刺痛融于混杂的色彩,使得趋于繁复的情感得以展现。诗的末尾“澄澈的北海火光凛冽/横布着百川的河口上激流滚滚”则将混杂的色彩归于一体——火光之“红”,此时的黄昏尽管不再刺伤“我”的“眼睛”与“心灵”,但它的力量已穿透了自然,转而抵达了灵魂的神秘之地。

总之,骆一禾在“黄昏”这一“思维方式”的指引下,集中塑构出了“黄昏”的色彩。这种色彩以红色为主体,并在由血液凝构的“红色”中,表征出了他所坚守的文学精神。与此同时,他的诗还通过“红色”的色彩变构,塑造出了丰富驳杂的色彩群,由此折射出深刻的历史理性。可以说,骆一禾借助红色及由红色变构而成的“色彩群”,建构出了“大黄昏”的主体意象,他藉此走在创造伟大“诗歌共时体”的诗学道路上,这也是作者对中国古典和西方诗歌中“黄昏”“思维方式”的突破和发展。

 

注释:

①骆一禾:《火光》,载《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9页。

②沈国荣:《波德莱尔〈黄昏〉叙事手法研究》,《名作欣赏》2011年第17期。

③④骆一禾:《春天》,载《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25页,第825页。

骆一禾:《美神》,载《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8页,第836页。

⑥⑦海子:《诗学:一份提纲》,载《海子诗全编》,西川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00页,第904页。

⑧石光华在《摘自给友人的一封信(代序)》一文中表达了对“史诗性作品”的渴望与追求。全文可参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172页。

⑨宋渠和宋炜在《这是一个需要史诗的时代》一文中则直言了“这是一个需要史诗的时代”。全文可参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 第179-180页。

⑯⑰[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腾守尧、朱疆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第455页,第471页。

史岩:《绘画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71页。

《黄昏》(二)的注释下写道:“黄昏(一)见《世界的血》”,载《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6页。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诗歌均出自《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

参见童庆炳:《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

⑱⑲骆一禾:《水上的弦子》,载《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0页,第830页。

西渡:《圣书上卷与圣书下卷——骆一禾、海子诗歌的同与异》,《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东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特别委托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TBWT01;2020年广西哲学社会规划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FZW006)

(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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